2016国家公务员笔试热点：“二孩时代”将到来(2)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随迁子女教育提出新的挑战。对于流入人口集中的地区而言，除了“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回升，还会面临新型城镇背景下随迁子女就学需求的持续增长，多重因素叠加将使得这些地区教育资源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教育资源不足使得随迁子女无法更好地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人们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而防患于未然的最好办法，就是这些流入人口集中的地区在规划教育布局时，将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纳入其中。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教育的需求和挑战是多方面的，对学龄人口预测、学校规划布局和教育资源扩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做到精心规划，未雨绸缪，才能赢得主动权。当然，学龄人口增长引发的教育需求会呈现逐步向上滚动的趋势，不同教育阶段的需求存在一定时间差。在“全面二孩”政策启动之初，如何满足新增的学前教育需求，这一问题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特别是面对当前学前资源相对短缺、公办幼儿园数量明显不足的现实，做好学前教育的提前布局和相关准备，是一项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

　　虽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学龄人口增长，可能没有预期的那么多，还会呈现出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但增长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这种增长所带动的教育需求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的提前布局是一个现实要求，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入园难、上学难问题。

　　“全面二孩”应以人为最大价值诉求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每一个人，从来不是一个社会的负担，而应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不可替代的力量。如果说“全面二孩”政策最重要的价值指向，大概就在于此了。

　　按照国家计生委官员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但不论怎么看，这“少生了4亿多人”都是一个让人并不感到美好也并不能感到轻松的说法。这里面的确包含了对于“如何做到少生的”这样一种诘问，以及对一些计生利益、行政手段的探询，同样也包括我们今天已经不得不正视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现象加剧，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愈发严重，以及低生育陷阱或计划生育人口坑现象越来越严峻的现实。

　　附加在“全面二孩”政策之上的“应对老龄困局”等说法，曾令一些人士感到了些许功利意味，而颇不舒服。然而试问除了放宽生育政策，还有什么能够化解一个社会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现象?这其中的逻辑只能是：当关于人的价值导向不被坚守的时候，更多的困局也就接踵而至。事实上，这样的困局同样也包括政策放宽之后如何激发人们的生育意愿。

　　虽然没有明说，但“鼓励生育”的意图已然明朗。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际，“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旧被一再提醒并强调，但通过松动生育控制，使人口结构趋向合理，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却无疑是此番政策放开的明确意图。相关部门的态度也表明了这一点。记得在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之时，各地都出台规定，在政策落地之前“单独”抢生二胎仍属违规;而此番“全面二孩”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国家计生委官员认为，现在怀“二孩”不算抢生。但是这样的鼓励真能带来普遍的生育热情吗?

　　有多少人想生却已超过最佳生育期而不得不放弃是一方面，有多少人想生却在环视现实或算了一笔经济账之后黯然放弃又是另一方面。解放日报调查显示，上海超过55%的受访市民没有生育二孩的计划。专家表示，按照单独二孩政策实行期间的情况推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一定会提高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但提高比例将非常有限，从长期看，上海市民生育意愿不会显著提高。在云南，去年3月通过“单独二孩”的政策后，昆明并未出现“井喷式”的申请热潮。而此次生育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也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受“热捧”。

　　曾经在“单独二孩”实施中反映出的“社会生育意愿总体低迷，年轻一代对生育淡漠”现状，已足以表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简单把人口当作一种资源进行调配式管理。即使是国家可以通过计划或行政的手段让国民少生育，比如“少生了4亿多”，但这种结果并不能意味着，它同样可以用放开的方式让国民多生育。

　　不以人口为简单的资源进行管理，就需要真正回归对人的尊重的价值导向来。人人生而平等，人的权利保障等，或许显得宏大，却同样投射到人们的生育意愿上来。除此之外，如何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为国民提供更为笃定的期许，同样关乎导向原则。问题是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所谓功夫在诗外，“全面二孩”政策的意图既然在于积极开展应对老龄化行动，那么国家要做的，就不应仅仅是止于放宽生育政策。

　　30年人口未激增 来自“普二”试点地区的报告

　　当不少地区沉浸在国家放开全面两孩政策的喜悦中时，位于燕山深处的河北省承德市却平静如常。早在30年前，承德和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就低调地启动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试点。

　　承德市农民王劲泉有两个儿子，老二是在实施试点后两年生的。“当年全家就指着地里收成过日子，多一个孩子就多个劳动力。”他回忆说。他的话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实情。“欠发达农村地区只生一个男孩，对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确有困难。”承德市卫计委副主任孙瑞国说，老百姓对1980年实施的一孩政策有抵触情绪。

　　河北承德、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地处“老、少、山、穷”地区，经济不发达，生育意愿较为强烈，生育水平在全国也处于较高水平。正因为如此，从1985年开始，这些地区陆续在当地农村实施“晚婚晚育+间隔”的“普二”政策。

　　适当宽松的计生政策会不会导致人口激增?在全国人口数量剧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计生工作者的心中。但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承德在试点第二年开始，人口出生率曾一度回升至20‰左右，3年后便恢复至比全面一孩政策实施时还低的水平，之后持续下跌;酒泉在“普二”政策实施之初也出现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一定幅度回升的现象，但从实施30年的数据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并在继续下降。

　　2000年，山西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实现了试点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1982年至2000年，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全面低于全国、山西省和临汾市。

　　二孩政策对调整当地人口结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承德市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顶部圆锥、中部和下部相对均衡的圆柱形结构，青壮年及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数量相对均衡。而承德市中心城区双桥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承德市计生委2011年测算，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和后来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未来15年，双桥区将出现人口负增长;未来75年，人口将由2010年的30万降至15万，老龄化和社会抚养比均超过50%。

　　放开二孩还导致多胎率下降。承德市的数据显示，当地多胎率从1987年的18.5%降至2010年的5%。双女户石峰艳说，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一个不够，两个正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教授说，试点地区人口态势达到了试点初“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目标。

　　最近十几年，承德市拿着“生育证”推迟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多。双塔山镇通沟村有134户家庭，共计415人，其中60岁以上96人，18周岁以下户籍未成年人32人。“大家普遍不愿意多生。”村支书胡光海说，村里有个家庭，过去超生了第3胎，如今他的3个子女全都只生了一胎。一些人申领了“二孩证”却迟迟不生育，还有一些则干脆放弃了。双滦区下店子村村民王纪香和丈夫只生了一个男孩，她说：“我和丈夫分别有7个兄弟姐妹，之前一直过着穷日子，希望少生快富奔小康。现在，资金和养老方面都有很好的补偿，更不担心养老问题了!”

　　如今，这些试点地区的计生干部担心的是，出生人口继续萎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脱离了土地和农业生产，教育水平高了，生育意愿更低了。”承德市卫计委规划信息科科长王继国说，“育龄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生育观念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承德市承德县八家乡南杖子村共有1453人，285位育龄妇女只有33个申报独生子女，人口萎缩情况明显。翼城县近年来的出生率已达到7‰—8‰的超低水平，自然增长率为2‰—3‰,接近零增长。

　　“生活压力、抚养成本是我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承德钢铁公司80后职员张春然说，“把生育权还给我固然是好事，不过生不生是我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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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焦阳）